“酒”字是三點水加個“酉”字，酉時是一天中的17點-19點，古人認為結束了一天的辛苦勞作，這個時間段是最適合喝酒的。“酉”本身也是酒的本字，所以凡是和“酉”相關的字都與酒有關：醞釀表示造酒，酤代表買賣酒，醉醺都是喝多了酒，醇指不摻水的酒，酗指沒節制地喝酒，酌表示斟酒飲酒，樽為酒器。自酒產生之日起，酒文化相應而生。史記中記載，商朝“以酒為池”，紂王更是建立酒池肉林，供自己的奢靡享樂；周朝強化飲酒控制，《詩經·小雅》中宴饗詩《鹿鳴》，就有“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的詩句。周代，宴飲已經變成了周王與諸侯拉攏感情、鞏固政權的工具，酒宴更注重禮節，有很重的儀式感；秦漢時期酒風淳樸；魏晉時期醉酒成為一種潮流；唐朝酒世界豪情萬丈；兩宋時代追求開懷暢飲；元朝酒文化浩蕩剛烈；明清時期詩酒融合碩果累累：我們最熟悉的《三國演義》開篇詩：“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無不是詩蘊酒香，酒賦詩情。

酒，在人類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它已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物質存在，而是一種文化象征即酒文化的象征。中國的酒文化核心以道家哲學為源頭，莊子追求絕對的自由，倡導“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無何有之鄉”。莊子的思想是寧愿做自由的在爛泥塘里搖頭擺尾的烏龜，也不做昂頭闊步的但受人束縛的千里馬。追求絕對的自由，忘卻生死利祿及榮辱，是中國酒文化的精髓所在。

魏晉處在諸侯混戰，分割天下的時期，社會矛盾集中而經常性爆發。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酒似乎成為了人們宣泄的出口，那么在魏晉時代的文人墨客們是怎樣度過政治黨派爭斗呢？詩與酒又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呢？

魏晉文學分為幾大流派，一個是以曹氏父子的政治集團為核心的建安文學，統領著建安七子和女詩人蔡文姬，風格以“慷慨悲涼，清新剛健”為主要特色；另一個是以阮籍、嵇康等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的正始文學，以竹林七賢為主，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即跳出各種傳統的束縛，任由人性的自由發展；還有一個就是山水田園詩人陶淵明。他們雖然文學主張不同，風格迥異，但是都是以酒為“酵母”引發的佳作，在他們的“酒詩”中或隱或現地流露出了他們對時代的情感。

我們最熟悉的就是曹操的《短歌行》，格調慷慨悲涼，深沉雄壯。開篇：“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它表達的是曹操的政治愿望和人生抱負，以及治理國家、社會的理想和責任。“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雖然詩人感慨生命有限，但并不讓人覺得消沉，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的“對酒當歌”——正是酒力的烘托，使詩人的慨嘆得以升華。酒成為他們認識自我，并試圖超越自我的手段和工具。“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便是“魏晉風度”的真實寫照——沉溺酒中、無為而任性過度張揚自由。

司馬氏一族篡權成功，用晉取代了魏，坐享了三國的成果。為了鞏固政權，對不肯歸順的文人展開了殘忍的殺戮，嵇康因為是曹魏的女婿，又不肯在司馬政權下做官，遭到司馬昭的嫉恨，再加上奸臣鐘會的推波助瀾，最終一代文學家和音樂家落到被公開處死的下場。文人們經歷了過于輕易的生離死別，改變了那個時期的哲學觀，他們追求借酒來逃避現實，展現自我。

《世說新語·任誕篇》有這樣的記載：“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在魏晉時期，如果想要當名士，不一定會有什么奇特的才華，只要能喝酒，能背誦《離騷》就可以了。這句話雖然有調侃的味道，卻反應出了當時的社會對飲酒的重視。

殘酷而富有魅力的魏晉時代，產生了一個特殊的名士群體，如果說放任而自由是魏晉風度的思想核心，瀟灑不群、飄逸自得就是外在的精神氣質。魏晉風度的一個重要的道具和象征就是“酒”。說起具備魏晉風度的名士，我們要說兩個人。

一個是劉伶，劉伶有才華擅長辯論，但是因為不滿當時的政治環境，于是每天都是醉酒的樣子，被世人稱為“醉侯”。劉伶長的瘦小，有一次在街上因為喝酒和一個壯漢發生了口角，壯漢揚起拳頭要揍他，劉伶緩緩的說：你看我個子矮小，身上又瘦的像雞肋一樣，你的拳頭要落到哪里呢？壯漢看了看劉伶，笑著放下了拳頭。劉伶的妻子勸他戒酒吧。劉伶想想說：酒不是我一個人說戒就戒的。你去買些酒肉來，我向神鬼禱告發誓，我要戒酒。于是妻子把酒肉供在神前，劉伶跪著說：“天生我劉伶，酒是我的命。一次喝一斛，五斗消酒病。婦人之言辭，千萬不能聽。”說完拿起酒肉就吃喝起來，頹然醉倒了。魏晉時期的名士大多都是能喝能寫，但是劉伶只留下一篇《酒德頌》。

另一個是阮籍，阮籍被人稱做“青白眼”，他遇到憎惡的人就會翻起白眼看人，遇到喜歡的人就用黑眼睛看人。后來有很多詩人引用阮籍的這一個特性來表達遇到知己時的歡喜之情，如黃庭堅的“朱弦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登快閣》）、納蘭性德的“青眼高歌俱未老”（《金縷曲·贈梁汾》）。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有一句：“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阮籍以酒買醉，佯狂避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晉書·阮籍傳》）文人內心的悲憤和郁結即使是酒也無法全部消遣出去，只要用乖張另類的行為去化解。

在那個風雨如晦的歲月中，魏晉的文人們對政治前途完全不報希望后，轉而對飲酒的環境、對酌的對象以及飲酒的方式都有著獨特的追求。

在環境上，遵循春飲宜郊，夏飲宜庭，秋飲宜舟，冬飲宜室，夜飲宜月的原則，且要求自由歡唱，優雅從容。將天地、自然和人融為一體，才算不負這杯中的美酒。

在對酌之人上，陶淵明的《擬古》其三“日暮天無云，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紅袖相伴，美酒添香，交相輝映。或者幾個摯交好友因為離別、歡聚在一起以酒為媒介，通宵達旦。

在飲酒方式上，則更是追求清談無為的境界。琴瑟和鳴、詩詞共賞，不去想外界的紛爭，寧愿沉醉在這簡單而理想的生活氛圍中。

魏晉名士崇尚清雅的談論，虛無縹緲的玄理。他們的哲學思想是以老莊為基礎的玄學。與傳統儒家思想相比，儒學注重現實，要求恪守禮教，強調為社會為群體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參與精神。而以老莊為基礎的玄學則不同，它追求的是無欲無求，自我人性和人格的極度自由。而魏晉文人的這個特點的形成原因是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密不可分的，因為雄心壯志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只能放棄理想轉而追求人性的最大自由。